在进行熔炼的时候，由工人不断的用搅棒对坩锅内的合金溶液进行搅拌混合。确认混合熔炼均匀之后，再将溶液倾入钢制的模具，制成用来制币的银板条。
由于银比铜、锌的质量都要大，所以在混合熔炼的时候容易造成白银沉底，其他金属上浮的情况。如果没有充分混合，容易造成第一条含银量不足，而最后一条含银量偏高。所以每一炉铸出的银条第一条的末端和最后一条的上端磨取少量粉末送去化验，以确保银条的成风比例一致。
铸造出来的银板条还不能作为冲压材料，它只是铸件，还没有经过“锻造”的工艺。成品的板条被送到轧片车间，轧成一定尺寸用来冲压的板材。相比起高温高压下处理钢板来说，把延展性良好的银合金做成厚度均匀、外表平整的板材对现在的临高工业体系来说已经算不得一回事了。
接下来是冲压。用冲压机将板材冲出一个个圆形的光板，这就是各种硬币的胚了。冲压剩下的边角料回收之后重新熔炼，压成新的板材。
冲压得到的银饼坯用光边机打磨除去毛刺，再送入酸洗车间清洗除去油污。
冲洗打磨完成的光板被整齐地码入卷边机中。这种机器将一个个光板按住，然后对光板的边缘进行强行挤压，使其形成一道突缘。这道突缘在后世的硬币上十分常见，可以保护硬币图案不被磨损。当然，这种设计在这个时空内是十分先进的。造币厂在卷边时还压上细微的花纹，正常使用的话，花纹的磨损是肉眼难以察觉的，但是一旦被人用锉刀挫过立刻就会出现痕迹，这是为了遏制本时空非常流行的“剪边”把戏。
卷边完成的光板币胚被一个个放入压制机中。压制机装配着钢质的硬币模具，银饼坯就被冲压成硬币了。
压制出来的硬币还需要经过一道秤重手续。冲压硬币的一个特性就是重量的精确性。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很难做到每一枚硬币的重量完全相等。这就需要控制公差值。
工业口和金融口经过讨论，认为以他们的目前的技术能力，公差可以控制在3‰以内。硬币在专门的连续秤重机上进行秤重。秤重机的原理类似天平，硬币落在机台上之后砝码晃动在一定值之内，硬币就会不断的流下出口，一旦超过公差，晃动幅度就会打开另一个盖板将硬币排出。
压制好的硬币在由人检验后再次擦洗干净。以百枚一包用桑皮纸包装密封打上财政省的戳，随后被放入坚固的钱箱内封起来，送往中央储备行设在香港的金库里，等候动用。
仲春时节的广州，冬意未尽，尚有余寒。一场凄风苦雨方驻，空中仍是阴云密布，让人心里平添三分抑郁。
此刻，在珠江入海口的狮子洋上，一艘喷烟吐雾的澳式自行船正在溯流而上。船舷边，孟贤望着阴沉沉的江面，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现在已经是D日后的第七年，西元1635年。即使按照大明通行的大统历，时间也已经跨入了崇祯八年。
自崇祯元年起，大明北方灾异不断，崇祯元年大旱，三年大饥，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从中原至西北，赤地千里，寸草不生。百姓流离失所，饿殍盈野。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
辽东的后金又连年寇边，朝廷对灾区不仅没有赈济，反而要变本加厉征税。官逼民反，无数活不下去的饥民揭竿而起，北方遍地烟尘，糜烂千里，生民涂炭。
崇祯六年十一月，西北农民军大批渡过黄河，杀入河南地区。
崇祯七年七月，后金二次入塞，蹂躏宣府、大同一带。
崇祯八年正月，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混十万、九条龙、左金王、改世王、横天王、顺天王、过天星、射塌天等十三家七十二营农民军聚会荥阳，高迎祥部将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之方略。之后，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率部南下凤阳，掘了大明皇室的祖坟，焚毁朱元璋曾经出家的皇觉寺，杀宦官六十余人，斩中都守将朱国相，掳走无数奇珍异宝。朝廷上下举国震惊，朝野不少有识之士都在暗暗叹息：这大明朝怕是要完。
随着大批的流民、缙绅、富户向南方逃难，和谐太平的广州城反倒增添了一份畸形的繁荣。元老院的产业紫明楼、紫诚记、大世界等生意兴隆。同时，一批批生计无着的难民被海船运往临高，享受元老院的雨露恩泽。
果子已经烂透，趁他病要他命，元老院在这个节骨眼上发起广东攻略，等于是在这虚弱的病人身上又重重的插上一刀。从心底里，孟贤还是挺同情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的――这种明知不可救药还要拼命维持局面的苦处，一般人难以体会。
然而孟贤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身为德隆银行的行长兼中央储备银行广东分行的行长，他是元老院在广东这个新区的金融战线上的主帅。维持住新区的财政和金融稳定，是他责无旁贷的事情，因而觉得压力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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