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在与洪承畴的奏对时曾经明确的指出：宁锦大军守的并非是辽东，而是辽西走廊；而毛文龙在辽东半岛建立的几个据点，只是骚扰牵制清军的敌后战场，而不是大明抵挡建虏的入寇的防线，其作用微乎其微。
天启元年辽沈之战，建虏接连攻克沈阳、辽阳，大明在辽西以北的要塞只剩下广宁一处。
天启二年的广宁之战，辽东巡抚王化贞花费巨额粮饷组建的六万新军，在与建虏的交战中稍触既溃，而接任的熊廷弼更是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带着数十万辽东军民撤入山海关内，将整个辽西走廊上修建的堡垒要塞全部放弃，单从这一点上看，熊廷弼死不足惜。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建州八旗尚处于草创阶段，整个建州的实力并不很强大，努尔哈赤还要率领部下征讨与建州相邻的各个部落，掳掠人口物资，以此扩大势力，既无力也无心占据整个辽西走廊，更没有想打进山海关与大明争雄的野心。所以在接连取得对明军的胜利后，野猪皮只是下令将辽西走廊上明军修建的堡垒全部拆除，把那些砖石木材分批次搬回了沈阳等地，留下来的那些没来得及撤走的百姓也成了建虏的包衣奴隶，辽西走廊暂时成了真空地带。
广宁之战后毛文龙部对建虏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骚扰举动，也在辽东半岛南端建立了几个据点，但这种隔靴搔痒的举动并不足以威胁到建州攻略大明的军事行动，辽西方向的防御仍然是重中之重。
至于蓟镇方向，因为建州还没有实力大举侵略科尔沁、插汉等蒙古部落，这些蒙古人可以暂时作为应对建州入侵的屏障，还不用担心八旗从崇山峻岭中杀到京师。
当时朝中孙承宗和王在晋作为熟悉辽东边事的文臣，曾经提出过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孙承宗主张加强纵深防御，重建辽西走廊；多建防御型的堡垒营寨，然后在营堡中驻扎合适的兵员，有敌时守御，无敌时屯田，营堡之间互相支援，将防线推向更远的地方。
此举与北宋范仲淹经略西北时对西夏采取的策略大体一致，目的就是用钱堆死体量极小的建州，一步步的把堡垒建到建虏境内去。但唯一不同的是，大宋当年太有钱了，而大明财政已经逐渐枯竭。
这一方案虽然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拥护，但细算下来，耗费的钱粮太过惊人，对于本已日渐枯竭的太仓来说实在难以承受。
而王在晋主张收缩防御，在山海关外建一重城巩固山海关；假如建虏来袭，双方开战，山海关不开关，关外守军就只能死战到底。
这个方案的最大好处是能节省大笔开支，朝廷的负担会大大减轻，但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建州强大起来，将战线推到山海关附近，那京师就别想安稳了，守关的将卒怕是要枕戈待旦了。
另外就是，这个方案有画蛇添足之意。
山海关本来就是险关，守护的兵员也十分充足，还要画蛇添足在关门外再修个大城有什么用处？
经过天启与朝臣的商议，最后孙承宗的方案最终胜出，而王在晋则被打发到了南京养老。
孙承宗的方案之所以能获得大多数重臣及皇帝的认可，原因不外乎几方面：第一，收复失地占着大义的名分，现在既然没了开疆拓土的文臣武将，那把丢掉的土地收回来该没问题吧？
第二，与建州的战场推得离京师越远，皇帝和朝臣们就觉得越安全，眼不见为净就是这个道理；而王在晋的方案给不了皇帝足够的安全感。
第三，建州的野猪皮并未趁胜进占辽西走廊，这让朝野上下产生了轻敌的心态，认为建州并不具备和大明掰手腕的实力，只要加强防御，建虏一辈子也打不到北京。
至于需要巨额钱粮的问题，那就加征辽饷好了。于是每年六百万两以上的辽饷诞生了，结果就是最后大明财政破产而灭国。
综合考量之后，孙承宗的方案更符合朝野各方利益，也更为积极一些，所以胜出也就是必然的；其后果就是在之后的天启七年的丁卯之役中，科尔沁、插汉部、喀尔喀部、辽东半岛的毛文龙部以及朝鲜被皇太极各个击破，建虏取得了完全的战略主动，可以放心的对辽西走廊上的据点实施长时间的围点打援而不用担心后路，这些据点也成为了明军流血不止的伤口。
同时由于蓟镇外围的蒙古屏障被建虏扫清，清兵可以顺利的通过蒙古部落的领地入关劫掠，山海关外的纵深防御已失去了原先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考虑到另外两条通道的复杂性，便捷的辽西走廊还是相当重要的。
只要自锦州以南的这些据点存在，皇帝及朝臣们心理上总会觉得更安全些，而且朝廷已经在辽西方向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一旦放弃就成了血本无归，要做出放弃的决定也不是那么容易，并且事后一旦出错，决策者是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的。
从去年起，朱由检下旨加强了古北口以及喜峰口的防御力量，建虏想从这两处关隘破口已经变得相当困难。相信建虏在遣人查探过后，还是会把突破的重点放在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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