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孙传庭的请罪，崇祯并未放在心上。
这种突发事件谁也无法预料，孙传庭对此事的处置非常恰当；降贼张文耀的举动也证明是个可用之才，不管其行是投机还是出自忠心，相信孙传庭会做出合适的处置。
在崇祯的提议下，吏部已经准备行文各省，对官员任职一事做出明确规定。
崇祯准备借吏部新制订的条文，对后世所谓的东林党一系的官员进行强制性的约束，改变江南一带官员自成体系，游离于朝廷管辖之外的局面。
文人自宋朝时养成了一种不良习惯：明目张胆的拒绝朝廷征召。
王安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对于皇帝和朝廷的征召，他在身边人的蛊惑下，出于养望的目的，屡次以各种理由推脱和拒绝，无形中让朝廷威信大失。
王安石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嫌朝廷给的官太小，不想屈就，想让我出山？可以，得给个说了算的职位。
这个坏习惯一直延续到大明，尤其是局势动荡不安的现在，朝廷的话语权更是大打折扣。
打个比方，倘若朝廷要将苏州知府调任到凤翔府担任知府，结局不用说，苏州知府宁肯上疏请辞，也绝不会到既危险又没油水可捞的西北就任。
这绝不是夸张，以部分大明官员的尿性，这种事绝对干的出。
这与武将不听调没有任何区别。
其实质就是蔑视朝廷，并且不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
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朝堂上，哪怕你是皇帝，一怒之下想要依律追究其责任，也会遇到重重障碍，最后在推诿扯皮下不了了之。
遵照崇祯的意思，吏部对这种行为作出了限制。
朝廷调用各级官员到任何处，所有官员应当无条件服从。
倘若以各种借口抗拒朝廷指令，那行，皇帝仁慈，不派人抄家，但会剥夺你的官身，然后发回原籍，并永久取消后代出仕资格。
这一新规在朝堂中并未引发太大的波动，新规在明面上是为了加强朝廷的权威而定，内阁诸人当然不会反对。
他们还没意识到崇祯这一招背后的含义。
镇北堡是宁夏镇总兵的驻地，这日上午巳时左右，简陋宽敞的总兵官厅内，宁夏各路分守参将、游击以及灵州所和平虏所的主将齐至，分列大厅的两侧，听候陕西巡抚孙传庭的训话。
孙传庭率五千大军与数日前抵达宁夏卫的雷福堡后，将大军交由秦军参将霍斌管束，然后带着百名亲兵，在宁夏总兵马科的陪同下，先向东巡视了镇边堡、李家堡等几处口堡，然后沿着边墙往北查看了平虏所，最后到达最北端的镇远关后返回镇北堡。
孙传庭一行用了十余天的时间，行程近一千里，对宁夏镇的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这第一印象并不算好，总起来讲四个字：荒凉、赤贫。
各个口堡里均驻守着人数不等的边军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是住在低矮破旧，黄泥垒就的干打垒中。
堡内的边军大多穿着不知传了多少代的鸳鸯战袄，原先的大红色都已浆洗的发白，并且袄上到处都是补丁，远看就像叫花子一样，唯有手中的刀枪打磨的甚是锋利。
不打磨不行。因为靠近边墙的缘故，墙外的蒙古人时常会从破损的地方越墙而入，来墙内抢掠一番，没有趁手的兵刃弓箭，怎么和那些鞑子交手？
蒙古人主要是来抢铁锅的。
由于朝廷禁止与蒙古部落交易，这些墙外的鞑子拿着皮毛银钱也换不到生活用品，尤其是铁锅，你牛羊再多，总得用锅做熟吧？
而因为宁夏镇地处偏远，并且马匪活跃，绝大多数商人根本不愿跑到这里经商。利润再高也不来，一不小心把命仍在这里，尸体都没人收。
边军的家属子女同样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袍襦裙，一个个都是脸带菜色，面黄肌瘦，这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
每个堡内都有数口深井，用以给堡内之人提供日常用水。在滴水如油的宁夏镇，水比粮食还重要。
边军们的精神状态还算好，大多数人都是数代戍守，已经习惯了这种贫穷。
边军的粮食主要是来自堡外自己开垦的田地里的出产，在干旱少雨、靠天吃饭的西北，广种薄收是很普遍的现象。每个堡外都有着大片的田地，种植的都是小麦。
看过数座口堡后回返的路上，孙传庭的心情异常沉重。
朝廷确实有些薄待这些边军了。
两百年间，这些边军的祖辈和后辈，为了抵御鞑子的入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过这么多年的消耗，鞑子终于渐渐衰落下去，而这些守边的士卒却也成了无人问津的所在。
宁夏总兵马科年约三旬左右，从祖辈起一直在军中效力，算是将门出身。崇祯七年积功升至总兵，由延绥镇调任宁夏镇。
一路上通过与马科的交谈闲话，孙传庭得知，自他到任宁夏之后，朝廷只发放过一次饷银，去年至今一两银子也未送到宁夏。若是加上历年的积欠，朝廷欠宁夏两万余边军的饷银已经无法计数。
当孙传庭问到，既然欠缺如此多的饷银，那这些边军是如何维持生活时，马科笑了笑，回禀道：“中丞有所不知，并非只有墙外的鞑子进来抢咱，咱们也是经常出墙去抢他们，然后把抢来的牛羊马匹、皮毛毡布聚集起来，由主将们派兵护送到平凉、庆阳一带发卖给商人，得来的银钱或换成油盐酱醋，或直接把银钱分到出战士卒手中，多年来就是如此维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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